而台湾的捐税的捐字则比较平和。

一个受到宗教较大影响的民族，通常情况下，不会认为物质是最重要的，关键是人要有充实的精神生活。另外，政府对劳动力也是拥有完全控制权。

中国缺乏民主制度，计划制度就变得具有破坏性，所以才会出现1976年那样的情形：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当然，这还导致另外一个问题，企业家群体里有人变成腐败的帮凶，使得腐败变得体制化了，渐渐地还败坏了整个社会的风气，使人们觉得，不腐败就不能办事了。这样的看法肯定存在很大问题，因为，人民是不可能只靠GDP来生活。不论是古代的皇权制的官员，还是现代民主制度的官员，都不会这么考虑问题。当它逐渐开始在外部世界迷信武力的时候，它的内部秩序就会慢慢的解体，随之也会丧失世界领导权。

由此，亮丽的总量背后存在着结构上的黑暗面。这其中是正常的逻辑：官员通过腐败可以得到好处，那他就没有理由放弃管制。普通百姓也会反对，他们关注的焦点可能是改制过程中的官商勾结，内部交易、国有财富转移到私人手里这些问题。

我们不应该从个体的角度，而应从一个共同体秩序的角度来思考政府的功能。经济增长结果可以通过很多种途径来实现，我们想要的是一种比较好的结果，而好的结果就需要从一开始就让经济活动的主体处于一种相对平等的地位。但他们接下来的政策建议却是：不管通过什么办法，越快实现经济的私有化就越好。我想，这存在很大的问题。

亚当o斯密古典政治经济学的问题意识，源于他当时所观察到的经济体制存在的某些弊端，这个弊端就是：不同的企业和不同的人，被法律和政策置于不同的地位。或者说经济改革是否成功，取决于大多数人是不是认可这个结果。

比较长时间建立霸权的是晋国，晋文公和他的子孙一直维持着霸权，其中最重要的就是靠一种政治的道德。那些被抛弃的人当然会会问，经济增长究竟是谁的增长?人们判断社会，不是他和自己以前比较，而是他和自己周围的人的比较。这就不光损害了市场秩序，对社会也是一种深度伤害。价值中国：您书中说到腐败历来都是受谴责的，而过去一些中国经济学家却一直在为政商交易的腐败辩护，您认为他们的出发点是什么?腐败与经济发展之间有着怎样的逻辑关系?您对此怎么看? 秋风：我认为，这些经济学家之所以为政商交易做辩护，确实有他们的一些考虑，他们认为，在当时的计划体制下，市场要发展面临着许多困难，比如，一个企业家想做某件事情，而审批的官员不批准，这时，经济学家就会有一个效率计算：如果企业家拿200元钱把官员腐败了，而企业家做的事情可以创造两万元的社会价值，那他就会因为事先了效率而容忍腐败。

古人讲，所谓大国不是靠强力征服别人，即使征服了别人，也只能建立短暂的霸权，这个霸权很快就会崩溃。而亚当斯密和李嘉图的政治经济学则断演，资本和劳动之间是合作关系，合作双方会存在利益上的分歧甚至冲突，问题是，我们要通过合理的制度设计，让双方进行和平谈判，以达到一个双方都能满意的结果，这就是古典政治经济学所考虑的问题。这就是我提出权利经济学的初衷。到此为止，这个看法是正确的。

经济自由主义的一个重要观点是，政府不应该提供福利，政府唯一的职能就是执行规则。世界上再也找不到这么思考问题的政府官员。

现在谈论中国模式的人，犯了一个非常明显的简单化错误，就是只看经济增长的表现，其他的一概不问。斯密认为，这对没有得到优惠的企业构成了歧视，不同的企业实际上处在一种不平等地位上。

所以说，社会秩序必须由大多数人自愿地维持，要使国民相信，其他人和自己有一种休戚与共的关系，在这个共同体里，大多数人能维持一个基本体面的生活。因此，政府可以强有力地介入到经济运行过程中。事实上，中国现在是一个反福利的福利制度，就是说中国的福利制度现在是取贫济富，穷人交税多，反过来去补贴有钱的人，比如说医疗问题。我认为这样的看法存在一定偏差。实际上，在中国现行体制下，不公平对待无处不在。经济改革能否得到人们的认可，取决于程序是不是公正的。

而齐桓公和晋文公这个霸主，就是依靠道德的力量建立和维持霸权的。因为，经济的结果是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经济活动的制度框架，人和人之间的权利大体平等。

他写《国富论》的目的就是要抨击这种不公正的制度，构想一种比较公正的制度。政治经济学的含义在中国人心目中比较混乱，它有多重含义，但在专业的经济学里面，政治经济学都是透过政治来看待经济的，就是研究资源通过什么样的制度来配置，经济活动主体之间应当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关注的都是制度问题。

毕竟，改革要在现实环境中进行，而不是在理论的抽象世界中进行。中国人没有这种追求，中国的政府和民众就会把经济看作是第一位的事情。

如果每一个企业分配和运转都比较公平，那么经济结构也会相对比较公平。这就是社会共同体断裂和社会解体的标志，这是当下中国面前的最为严重的社会问题。相反，他们会继续扩大自己的权力，给自己创造更多的腐败机会，以便得到更多的好处。在这个讨论中，人们对国有企业改革的正当性是予以否定的。

在中国，我们现在面临一个很重大的现实问题，就是如何构建市场制度，因为这套制度曾经遭到严重破坏，现在恢复也面临很严重的制度障碍。他们以前被法律捆绑在土地上，没有任何事情可做。

而在印度，因为它的民主制度，它的社会主义的生命力反而更强，因为，民主制度使得它的计划制度不像中国那么极端。这就构成了最大的资源浪费。

这个制度只有一个标准，就是让所有的企业家、所有的人享有平等的、充分的权利。而在一个歧视性制度下，人们的创造性是得不到充分发挥的。

这样，许多人就发出了这样的经济增长跟我们有什么关系、这样的经济增长是对我的伤害的感叹。这说明，当代中国的社会结构出现了断裂，高收入人群和低收入人群对事情的看法是完全相反的，贫富差距导致人们的共同体感消失了，出现了他们是他们、我们是我们的感觉。一个国家，只有维持好自己的内部秩序，才有可能在外部确立领导地位。如果做到了这一点，经济自然会比较稳定地增长。

所以，在过去二十年，政府其实是越来越腐败了。如果我们只关注经济增长的结果，情况就不一样了。

现在很多人预测，印度的经济增长会超过中国，我不这么看。而这，就需要一个比较平等的福利制度。

政府会对有利于增加国家财富的企业进行补贴，给予它们许多优惠措施。至于合理的程度，在不同的国家，人们会有不同的看法，即使同一个国家，在不同历史阶段也会有不同看法。